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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我国城乡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各种途径中,即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选择合适基层治理模式、建立城乡统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服务型政府、使国家治理资源与民间社会治理资源对接等,政府肩负着重要责任。
志愿服务不仅促进了社会服务的改善,也促进了社会道德的进步和个人的道德完善,是现代社会治理和善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目标。本文还将现代志愿服务划分为"支助型志愿服务"和"自助型志愿服务"两大类型,强调当前要大力开展农村志愿服务对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及社会的文明进步所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还对大学生下基层政策进行讨论,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将大学生下乡纳入农村志愿服务的范围,实现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和规范化。
当前,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设施建设、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问题。问题的背后是体制性问题:一是行政体系内部的"条块"问题,二是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问题。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出现了两种模式:职能专一、主管部门单一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如街道医疗服务中心),采取社会化模式——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职能交叉、主管部门多头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采取行政整合模式——行政体系内部职能整合。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需要在行政整合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化改革。
政府的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社会管理,二是提供公共服务。随着治理理论的演进,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治理方式的变化,即由传统的公共行政逐渐转变为新公共服务,这在地方政府层面体现的非常明显。越来越多地体现公共服务的执政理念,这是很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阶段。从财政的角度评价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利于了解其公共服务绩效与着力面向,探索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城乡统筹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部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本文站在城乡统筹的角度,研究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为实现社会公平,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需要纳入国家目标和国家规划,需要中央财政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为兼顾效率,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应在具备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需求集合等社会基础条件的村庄先行建设。
本文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农民互助的三种类型:生产互助、资金互助及村庄互助,分别对这三种类型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村级互助资金试点工作进行了评议,并给出了政策性建议。
5.12汶川地震后,村庄的灾后重建应以均衡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核心。原本匮乏的公共产品供给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使得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为了有效满足村民基本生活资料、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灾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次序应有别于其他村庄。政府、非营利组织、村民合作供给村庄公共产品是理想格局,但应更强调政府责任。最后,促进村庄公共产品供给还需增量村庄社会资本,黏合各供给主体。
参与式预算是当前世界各国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方式。它起源于巴西,在德国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发展,改善了代议民主制度的诸多缺陷。公民参与公共财政预算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高了行政效能、公民生活质量,节省了财政资金,获得了德国社会民众的支持,这对于推进我国的地方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思想体现现实"的"理论"与"现实趋向思想"的"实践"的统一。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就是"思想体现现实"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趋向思想"的"实践逻辑"这种"双重逻辑"的推进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们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其理论的主题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都是坚持实事求是,价值目标都是以人为本。由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使三大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观"是指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阶段。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对于我们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时代要求。
自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下坡路,并在苏东剧变后走入历史低谷以来,英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在反思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这种反思过程中,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奥尔曼运用"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科亨"从哲学的高度",通过"对价值和原则进行阐述"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斯特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吉梅内斯则分别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或女人受压迫问题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身居当今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这些论证,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本文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以及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和原则、途径和方法等方面,对理论界的研究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评价当前的研究状况、展望未来的研究视角,以期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在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模式"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特别是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后,"中国模式"得到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2008年至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也影响到中国,但中国还是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这就使得"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获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可。本文对近年来研究"中国模式"的学术成果进行整合,为学术界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如何通过政治整合化解矛盾和冲突、促进融合与合作、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文章系统地梳理了政治整合研究的概念逻辑、问题论域、变量认识、实现路径与研究不足,从而展现出政治学界对整合议题研究的学术图景。政治整合的研究从无到有反映了学术界对社会实践的高度敏锐性和开放度,同时政治整合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在概念界定、理论发展、研究方法、研究逻辑、研究独立性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社会主义民主重在发展。而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除了要重视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积极树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之外,还应重视民主技术的积极有效运用。民主技术作为人类长期政治实践的理性成果,作为确保民主原则和民主价值得以实现而采取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等的总称,客观上来看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主技术不仅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逐步实现、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以及对党的合法执政与政府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稳定、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的维持、对成熟的现代公民的培育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目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全面地分析、深刻地把握民主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高度重视对民主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政治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30年改革实践的过程特征,集中体现于其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具体策略的灵活性、基本原则的坚定性、内外环境的和谐性等四个方面。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力推动理论创新的同时,坚决抵制住了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在具体策略上,我们党既认识到了改革的必然性、重要性,又认识到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坚持实行了渐进式改革;在基本原则上,我们党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实行全面改革的同时,重点抓好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和谐环境构建上,我们党既为改革实践构建了一个和谐有序、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又为改革实践营造了一个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是以现实经验为基础的。正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关系学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下逐步"发展",进而演化出多种"分支"理论,表现了理论的延续与演进。本文试图以内核概念为引导,在归纳现实主义理论内核的框架基础上,通过全球化、相互依赖等概念,着重分析新自由制度主义内核及其演绎逻辑,并提出相关启示。
我国社会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利益矛盾关系更加复杂,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必须认清当前社会利益矛盾的表现,找准社会利益矛盾形成的根源,将"和谐"与"矛盾"在更高层次上辩证统一起来,协调和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社会学界中用阶层分析替代阶级分析的做法一直是主流。但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剧的环境下,当今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非但没有显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点的消亡,反倒更加彰显其现实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对各种阶层分析理论的兴起、阶级分析理论的现实地位凸显以及阶层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具体联系等进行一定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用正确的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群体分化状况,有效地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同,以推动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
2008年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社会后果。究其本质原因,显然是由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漠视企业社会责任和内外约束不足所致。本文以此事件为导入,主要讨论强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设想。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可借鉴国外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经验,首先从外部入手,完善政府监管体制;其次从内部加强,建立行业自控机制和企业道德约束机制。从而从总体上构筑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三道防线。
准确瞄定救助对象是整个社会救助工作的基础。瞄定能将资源集中于那些最需要资源的人身上,从而提高救助项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然而,任何瞄定方法都是有成本的。对瞄定成本,尤其是对其行政成本、私人成本与瞄定收益的权衡,影响着瞄定精度以及具体瞄定方法的选择。我国低保制度运行瞄定方法运用的最新发展是:强化家计审查、增加人口特征瞄定、灵活运用自我选择瞄定,限制使用社区瞄定。短期来看,这些方法组合提高了瞄定效果,较好地应对了"错保"问题,而其长期成本效益则有待于实践检验和更精确的评估。
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共生与频发,要求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风险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元细胞,在风险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家庭治理为中心,周延个人与社群的家庭间治理,构建出了新型的"内核——外延"型风险治理模式。
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级,非洲在总体上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而中国处于国际体系的上过渡区。中非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从国际体系层次而言,这些合作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中国应将中非合作纳入现存国际体系内,从五个方面着手应对这些挑战。
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新时期中非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要从坚持合作原则、确定合作策略、扩大合作内容、利用合作机制等方面着手。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非洲非政府组织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和行为上,并对中非合作关系评头论足,给中国造成一定压力,成为影响中非关系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中国必须对非洲非政府组织加强研究,并采取相关对策。
非洲经济一体化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具有某些形式上的相同之处,但在实践上和最高目标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作为东亚货币地区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看到了非洲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并同非洲形成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通过比较非洲经济一体化与东亚货币地区主义,可以让人们去更好地透视非洲经济一体化下非洲国家的内在机能,为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做更多的思考。